万壶
—黄健亮
茶具，亦称茶器或茗器，两千年来随着饮茶法的递变、茶类品种的增多，茶具的制作技术也日趋完善，变换不同的机能和形制，发展出不同的面貌。学者认为”一部中国茶器流变史，就是一部饮茶生活文化全史的缩影。无茶器的文化，即无饮茶的文化，反之亦然。”（吴智和,1996)的确，自古以来，茶具始终是茶文化发展的重心之一，茶具无时无刻不围绕着茶，例如唐代陆羽所推崇的越窑青瓷碗，宋人独钟的建阳和吉州黑盏，以及明代的定窑白盏及宜兴紫砂壶，早就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唐代和宋代以前，因行煮茶法与点茶法，所以饮茶用的茶碗是此时茶艺的重心。
但是到了明代泡茶法大行以后，茶器的重心慢慢的转向茶壶，近四百多年以来，茶器的重心始终集中在茶壶身上，未曾稍离。
以孟臣壶为主要代表的宜兴工夫茶壶，产自江苏太湖之滨，以壶小色佳在各式茶器中独领风骚。自明末清初起，宜兴小壶在闽粤沿海地区，与工夫茶俗所产生的种种交流，对中国茶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。这首长达三百余年、宜兴陶文化与工夫茶文化相激相荡的壮阔史诗，造就了闽粤地区盛极一时的”宜兴冲罐”热潮。工夫茶俗随着闽粤移民进人台湾后，自此带有”小”、”圆”、”红”特征的陶壶，近二三百年来都是台湾泡茶用壶的主流。近代，工夫茶转化为俗称的”老人茶”，至二十世纪晚期，茶事趋于精致化，”小壶泡法”蔚为风尚，实亦脱胎于此。
台湾早期移民以大陆闽粤沿海地区为主，因此台湾泡茶用壶可溯源至明郑踞台时期的流寓官员、文人及移垦民众，将当地的工夫茶具带进台湾，其对本地茶俗所产生的深远影响，迄今不衰。清康熙42年（1703）出任台湾海防同知的孙元衡，著有《赤炭集》，诗曰：”烹茶之法教儿童，蟹眼潜听火候工，汲取竹林僧舍水，雨芽来自大王峰”。清康熙一乾隆间人周澎亦曾留台，著有《台阳百咏》，诗曰：”寒榕垂荫日初晴，自泻供春蟹眼生，疑是闭门风雨候，竹梢露重瓦沟鸣”，并自注：”台湾郡人，茗皆自煮。必先手嗅其香，最重供春小壶…”，可见当时闽粤工夫茶俗已在台流传。到了清末徐坷（1869-1928）《清稗类钞》：”闽中盛行工夫茶，粤东亦有之，盖闽之汀漳泉、粤之潮，凡四府也。烹治之法，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精。”民初连横（1878-1936）《雅堂文集？茗谈》：”台人品茶，与漳、泉、潮相同……。
茗必武夷，壶必孟臣，杯必若深，三者为品茶之要，非此不足自豪，且不足待客。”更是具体地说明了两地的脐带关系。
工夫茶对茶具的要求，可谓历来各家茶法之最。尤其是”工夫茶四宝”—孟臣壶、若深杯、玉书喂、潮汕烘炉，四者缺一不可。民国翁辉东（1885-1963）《潮州茶经？工夫茶》：”工夫茶之特别处，不在于茶之本质，而在于茶具器皿配备精良，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。”四宝中的玉书喂、潮汕烘炉俱为土产，若深杯则有价廉的广东枫溪瓷杯、福建德化窑瓷杯或价昂的江西景德窑瓷杯；至于茶事主角的茶壶（俗称冲罐）首推宜兴产制的”孟臣冲罐”，较贫穷的人家则只能以土产的”潮汕冲罐”（或曰土罐）瓜代。
尽管早期台湾茶器深受工夫茶俗影响，但毕竟是刻苦简朴的移民社会，除了少数上层阶级仍然像原乡一样讲究外，一般平民并无力追求茶器的精美，概以实用为尚，清张心泰《粤游小识》所载的”潮郡尤嗜茶，……甚有酷嗜破产者。”
想必不易在台湾发生。周澎《台阳百咏》注：”台湾郡人……最重供春小壶····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纷。”道光十二年（18咒）周凯《厦门志》：”俗好吸茶，器具精小，壶必曰孟公壶，杯必曰若深杯。”这类供春小壶、孟臣壶之属，在彼时已十分昂贵难得，连身处上层社会，讲究”非此不足 自豪，且不足待客”的连横都 要说：”然今日台湾，欲求孟臣之制，已不易得，何夸大彬。” 逞论寻常人家。
宜兴小红壶似乎带有一股魅力，每于域外带动风潮，如十七世纪中叶起，外销欧洲的”红色瓷器”（redporcelain)、”钵开饶”（Roccaro葡萄牙语）；再如清同治以后，轰动东流茶陶两界的”朱泥烧”；以及在闽粤沿海乃至南洋一带，所掀起的”工夫茶壶”红色风潮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她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，每每引起欧洲、日本、潮汕、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，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、茶风。
同属工夫茶区的潮汕与台湾，两地陶人基于市场因素，都曾对宜兴工夫茶壶进行仿制，清末金武祥《海珠边琐》曰洲”潮州人茗饮，喜小壶。故粤中伪造孟臣、逸公小壶，触目皆是。”允为一例。但受限于泥料与工艺技术，无法以宜兴传统的打身筒成形，而是采用手拉坯成形法，并且在壶身施以化妆土釉，其精者外表酷似宜兴壶，然掀盖即见真章。
同样以宜兴壶为师，潮汕壶与台湾壶在款识上各有差异，大部份的潮汕壶都尽可能地模仿宜兴壶的款识，常见的有各式”惠孟臣”、”逸公”以及各种诗词款，落款方式一般为铃印章款，印文以阳文篆字为 主，楷字为次；诗词款印则为 阴文楷、篆字。底款亦有写刻者，写多刻少，大概乘泥半干， 以钢刀写就。宜兴壶常见的双刀法、三刀法刻款在此甚为罕见。至于台湾壶的落款，多采铃印的章款，阴文楷书，写刻款极稀。在款文方面，台湾壶罕见前述的”惠孟臣”、”逸公”之属，而诗词款更是未曾出现，绝大部份为商号，如”东阳出品”、”大甲新益兴”、”头份泉成”等。将潮汕壶与台湾壶的署款两相比较，后者相对草率，事实上，台湾壶的款识仅是一种纯粹的商标概念，而潮汕壶的款风则是有意识地临仿宜兴风格。易言之，款识不仅是商标，更是一种附加价值—即便这种附加价值是藉由模仿而来。这种心态正如今日社会，一些小品牌将商标、标准字设计得和名牌品牌十分近似，藉由月晕效果(halo effect)来提升商品价值感，如出一辙。
除了泡茶小壶外，各式闽粤茶器也被台湾陶人依样临制，但在功能上偶有因地制宜，略作转换，例如工夫茶四宝中十分讲究的砂挑（其上品为玉书碾），清光绪震钧《天咫偶闻》曾言：”盖姚以薄为贵，所以速其沸也，……今粤东白泥铣，小口瓮腹极佳。盖口不宜宽，恐泄茶味；北方砂姚，病正坐此。故以白泥挑为茶之上佐。”这种横把砂姚形制传人 台湾后，并未同样追求轻薄， 反而转为较粗厚耐用的煎药 壶，烧造甚广，为平民日常器用。再如早期民间常见较大型的”龙罐”，一般作为务农劳作时的解渴水壶（某些地区亦作煎药之用），事实上这种大水壶也是清代中期闽南沿海常用之物。这些不绝如缕的茶文化因缘，我们可在历年来闽南出土墓葬茶具，以及下述的水下考古发现得到证实：
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，一项深沉海底近180年的陶瓷秘辛终于浮现—清道光二年(1822)当时中国最大的帆船”德星号”（Tek Sing）载着2000人及包含了若干工夫茶具在内的上百万件中国陶瓷，从厦门港出发。不幸的是，当船即将抵达爪哇外海时，船体触礁并迅即沉没，共有1800人丧生，因此”德星号”被后人喻为”东方铁达尼号”仍tanicof the East)。直到1999年，以英国打捞专家迈克？哈彻(Mike Hatcher)为首的打捞队发现了深海中的”德星号”，并基于商业利益将其打捞上岸。这项号称”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最大发现”对于研究德化陶瓷史和中国清代的对外贸易情况，提供了重要的具体实物，更对中国茶文化发展史及台湾陶瓷史提供了最历历在目的历史切片。
茶史学家普遍认为，台湾传统工夫茶法主要缘自于厦门，所以这艘由厦门出发的贸易大船上的工夫茶具就显得饶具意义。这些茶具包括了宜兴孟臣壶、潮汕烘炉、砂姚（俗名茶锅仔）、青花白瓷杯、瓷碗、盖碗、茶盘、锡茶罐以及水瓶（台湾称龙罐）等。以工夫茶四宝之首的宜兴壶为例，出水物所见俱为宜兴所制，未见潮汕产品，且其中只有一件清初期的紫砂大壶（W:32cm H:18.5cm），其余俱是宜兴小壶，色泽有紫有朱，规格有大有小，容量约在220至120c.c.之间。
除了极少数的思亭壶依例于把下写刻”思亭”阴文楷书款外，大部份都是在壶底署以”孟臣制”阴文行楷款，偶有铃印篆书款。款文俱为诗词，所见如”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、”雀舌先春注此中”、”飞泉直下三千尺”、”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、”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、”白云一片去悠悠”等，均为传统的切茶、切水诗词铭文。制作年代为嘉庆晚期，与其它出土、传世壶的形制、年代俱相符。
台湾地区所用陶壶，在清季是以彼岸舶来的宜兴壶或潮汕壶为主，偶或有江西景德窑、福建德化窑、广东石湾窑等陶瓷壶输人；在日治时期(1895-1945）则以日本茶器为尚。正因诸多外来文化的陆续注人、交流，所以毋庸讳言，台湾茶壶发展史的前大半部均是以外来的客体为主，本地对工夫茶壶的仿制，要比潮汕晚了许多，迟至二十世纪初期才有较具体的产品出现。
正如传人台湾的其它风物一般，台湾的茶壶工艺，亦受到各个陶瓷文化体系的影响，诸如以宜兴茶壶为主的江南茶器、以宜兴小壶与潮汕手拉坯茶壶为主的工夫茶器、以陶瓷土瓶为主的东流茶器等，均对台湾茶壶的风格有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从2005年开春的两场茶具展（《时代的茶颜—话百年台湾茶具》台北县莺歌陶瓷博物馆主办；《茶飘一路香—茶的文化》国立历史博物馆、嘉义县政府主办）展品中，可以充分看到前述的文化痕迹与风格沿袭，例如《时代的茶颜》展出的日治时期，日人在台烧造的”苗栗”款莲叶茶具，便带有浓厚的江南宜兴茶具风格；展品”南投烧”款茶杯铃有酷似宜兴”金鼎商标”的鼎形印款；展品林根成制梅桩壶组，其茶壶与茶盘形制皆为江南宜兴风格，但半筒形的茶杯与杯上的贴泥纹样却又带着日本风味；再如展品刘信义制朱泥狮球壶组，茶壶显为清末江南的宜兴壶式，但茶船与茶杯又是闽粤的工夫茶具遗绪。此外，两展所见的早期手拉坯小红壶亦然，兹不一一。
风格的移转与重塑，本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台湾茶壶的主体风格，大约要到民国五十年代才开始积极酝酿。
由闽粤工夫茶俗演化而成的老人茶俗，在台湾社会渐趋稳定，蓄势待发的五十年代万户。民国27年留日回台从事陶器生产的林葆家，慢慢走入饮茶风气日开的千家，在民国五十年代初期开发出一套开片茶具组，可谓跨出台湾陶壶创作的第一步。其它陶人如吴义奉、林根成、刘信义、叶司民、曾财万等，虽然在形制上仍带有浓厚的宜兴、潮汕、日本等外来风格，但本土陶艺的种籽早已深植其中，并在民国七十年代起开始萌芽茁壮，孕育了当代壶随晓艺创作的蓬勃前景。
此外，以实用为前提的平价、量产茶壶也在民国八十年代起，着茶艺活动兴起而得到蓬勃发表，许多公司、个人投人人力研发，如陆羽、唐盛、””鬓翼猛） 家，均共同建构了近一、二十年来茶壶发展的新貌。 虽难免受到宜兴壶的实用主义与西方的观念创作壶艺夹击，而踌躇难伸，然而台湾陶人丰沛的信息活水犹胜宜兴，血脉中特有的茶文化基因更强过西方，展望未来，台湾壶艺创作必能走出一条属于新世纪的陶壶之路。
（作者系台湾唐人工艺总经理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