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壶
清嘉庆举人张延济（字叔未），官场失意后结庐高隐，以图书金石自娱，一日，他从别人手里购得明代工匠时大彬（字少山）制的一把方壶，喜不自胜，一连写了四首七律，并抄示同好，引来六七位诗朋酒侣的一片唱和美誉，“曾阅沧桑二百年，一时千载名镌”、“后来作者十数辈，逊此形模更奇古”，极尽赞美之能事。这些文玩大家们的美言妙语不是阿谀奉承之语，也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率意之作，而是对历经近二百年的名家器物的珍爱之情的由衷流露。因为在紫砂文化史上，赢得巨匠声誉的确非时大彬莫属。
时大彬三足圆壶
这位出生明嘉靖后期（约公元1562年前后）的紫砂大家，前期作品已大壶为主，后在万历三十七年左右，游历娄东之后，目睹文化人的茶饮方式的变化，便与时俱进，由大壶改作小壶。
人们用美好的词句称颂他的贡献及其作品，“薄技真堪一代师，姓名独冠陶人首”、“明代良陶让一时”、“时壶名远甚，即遐陬绝域犹知之”等等。这不仅是说他的制壶技艺如何出神入化，“千奇万状信手出，巧夺坡诗百态新”：也不仅说他的的茶壶做得如何好，“不务研媚，而朴雅坚致，妙不可思”；也不仅是说他适应茶饮方式的变化能力之强，“瓷壶小样最宜茶”；更主要的是指他对紫砂壶成型工艺的重大贡献，“时悟其法则又弃模”，形成了与瓷器以及其他陶制品迥别的特殊的造型方式，从而使紫砂壶具有了“方式一式，圆不一相”的千变万化的可能，使之成为世界上器皿形制最富变化的手工艺品。
时大彬凤首包袱壶
这种特殊的成型工艺完全改变了日用陶的制作方法，不用模子，也不同于瓷器的辘轳拉坯，而是用泥条镶接拍打，凭空成型就是今天人们说概述的“打身筒”和泥片镶接成型的“镶身筒”。几百年来，这种脱胎换骨的技艺革命至今为紫砂艺人薪传不绝，也必将绵泽久远。
从这个角度去认识，把时大彬称作紫砂陶艺的划时代的大师、巨匠绝不为过，他无疑是让我们为之礼敬时的紫砂大师中的前列人物。
时大彬的差壶，人们称之为“时壶”，它的用泥并不精细，甚至可以说是粗放，然而造型特别大气，工艺水准相当高。越过岁月的时空，我们能得以一睹风采的只有墓葬的出土。
1984年无锡县甘露乡萧塘明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华师伊墓葬出土一把大彬壶，壶身似球形，三足，壶盖贴塑四瓣柿蒂纹，表面似“石榴皮”质感。把梢下刻楷书款“大彬”。
福建漳浦明代户部尚书卢瑞峰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紫砂圆壶，主人卒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，盖上有倒立三足，可作置用，为仿青铜器和漆器的传统样式，底部平坦，加圈足。底部有刻款“大彬”。
1987年山西晋城太阳镇陡坡村一座石砌古墓中出土大彬壶，圆球形，紫褐色，圆口双层饼盖，宝珠钮，圆管状曲流，环形把，底刻款“丁末夏日时大彬制”，丁未为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现藏于晋城市博物馆。墓主张光奎（明史·列传·忠义四有传），生于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二月初二，仕至山东右参政，总二东盐事，卒于崇祯五年（1632年）七月二十三日。
从这些硕果仅存的茶壶上，充分印证了前人之说“彬也沉郁并老健，沙粗质古肌理匀”，也难怪他的后继者，如以造型多样且精细知名的徐友泉发出这样的赞叹：“吾之精不如时之粗也。”
“时壶市纵有人卖，往往赝物非其真”，时大彬活着的时候就有人假冒他的作品，江都县丁沟镇曹氏墓出土的大彬款的六角紫砂壶，墓葬为明万历四十年（1616年），墓主人是个平民。这把壶的工艺相当粗糙，壶把、壶身口沿，壶嘴三点不在一个平面，六个方面的片宽也不规整，棱角不明显，与其它出土的三把壶相比有相当的差距，因此，有理由相信这是当时就冒名的假“时壶”。
时大彬仿供春龙带壶
1994年中国邮政发行《宜兴紫砂陶》特种邮票，一组四枚紫砂壶邮票，分别为陈鸣远的四足方壶、当代大师顾景舟的提璧壶和时大彬的三足圆壶。这四个人无疑是紫砂壶艺的鼎级人物，排在第一位历史最久远的正是时大彬。
清人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指说时时大彬为宋尚书时彦之裔，后人多从此说。时彦是开封人，曾累官至史部尚书，时大彬是宜兴人，这中间的谱系流传，不知李斗如何考证得来，这种附会更多的考虑恐怕是：这样的能工巧匠没有一个高贵的出身是不可想象的，这种说法自然令今人当作笑谈，但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知道，不论是手工艺人还是高人一等的知识分子，在时大彬的作品面前都不得不为之折服。
时大彬开光方壶
时大彬莲瓣僧帽壶
时大彬特大高执壶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