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壶
许四海这名字不知是谁起的，但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人来说，那真是贴切准确、实至名归。书画界常讲“书如其人，画如其人”，许四海就是名如其人并壶如其人了。
许四海来到这个世界，似乎就是为壶而生、为壶而来的。
他玩壶较早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部队时就已经喜欢了。他爱壶、买壶、藏壶进而亲手制壶，四十多年奋斗以壶而闻名于世。他纵横四海，四海纵横，过手的紫砂壶超过两万，收藏老壶一千多把。在那个年代，他做着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应做而没有做的事，非常了不起。一个记者问他：“你有‘供春壶’吗?”他说：“我没有。‘供春壶’只是个传说，目前还没见过。”他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实在得令人可爱!
正是这个实在人创立了“四海壶具博物馆”，也正像那响亮宏大、内涵深刻的名字一样，他将四海之内各色紫砂壶等，尽其所能地收入馆中，成就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真正的第一家民间博物馆，立地沪上，光照四海。
几年以前，我曾数度走进“上海四海壶具博物馆”，也多次与许四海聚在一起。在他的“百佛园”博物馆内，始终是作为参观者，细细地浏览，慢慢地听讲，静静地观看，整个“百佛园”有塔有湖，有亭台楼阁，有小桥流水，有上千尊石佛伫立在大院之内，那规模不是常人可以简单想象的，那里的一切告诉来访者， “百佛园”的主人是一个重干而轻言、言必行、行必果的人。
几次接触，我发现许四海内敛大于外向，不属于见面熟一上来就热情洋溢的人。他是慢热型性格，我也恰恰不善沟通，于是我与他的正式交谈便一次也没有。今年春节过后，中国名家收藏委员会在《收藏界》杂志社会议室里，为他举办“许四海藏品北京鉴赏会”。会议间隙记者采访，我也只是陪坐在一旁，听他们一问一答而已。其实我们有过两次相约面对面促膝长谈的机会，偏偏又因时间偏差，擦肩而过，于是，我与他之间交往的亲密度便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也许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更能够在不远不近处观察他、体味他，并通过表象与内在的举止言谈去剖析他，研究他。对他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，我不想按照惯例浓墨重彩、锦上添花地大肆渲染，而是以一种“君子之交，淡淡如水”的心态去解读他、描述他，这样的文字往往会更客观、更理智、更可信、更少有导向偏移的个人色彩。
谁抓住时代 谁就拥有财富
这是一句极为经典的话，从许四海嘴里讲出来更显得意味深长。
什么是时代?时代就是某一个历史阶段，譬如改革开放，有人抓住机遇扬帆起步、兴旺发达了，有人逆向而动、败落颓废甚至丢失了自己。比如“文化革命”有些人随波逐流，万念俱灰，不再思进取，许四海选择了紫砂壶，而且一旦上路，便矢志不移，数十年从没改变，焉有不成气候之理?
许四海于1964年当兵参加越战，1969年回来，许多战友牺牲了，这种悲痛迷茫的情绪，没有在他脑海里停留太久，很快把沮丧的心情转化为一种动力、一种爱好，他选择了藏壶。当时他所驻守的地域受潮汕影响，都爱喝茶，当地人讲，用玻璃杯是喝，用紫砂壶是品，有人告诉他：美国在广岛投原子弹时，喝茶的人跟不喝茶的人受辐射伤害是大不一样的!于是他开始学着品茶，那时一把壶块儿八角，一般人还买得起。1969年他在地摊上看到一把老壶，要价几十块，可是他没那么多钱，就摘下手表想换，人家不干。他实在没有更值钱的东西，干脆一甩头把身上的毛衣脱下，摊主被他感动了，老壶便换给了他。他非常高兴，拿回去左看右看看不够。这把手表加毛衣换回的壶，便是他生平收藏的第一把老壶，晚上干脆就搂着老壶睡觉。待1980年转业时，他手上已有四十多把壶了。嗣后到地方，在上海当了三年半科长，大画家唐云的外甥女恰好在他的科里，通过这层关系，他很快结识了唐先生。这位有上海唐伯虎之称的大画家，不但书画超群，同时也酷爱紫砂壶。一次唐云拿出八把“曼生壶”，一把一把地给他讲，许四海一把一把反复把玩，真真切切地爱不释手，从脑门到手心都沁出了汗，兴奋到了极点。唐云说：“中国不缺科长，缺的是制壶大师”。这突如其来的醍醐灌顶，让许四海茅塞顿开，他毅然辞去公职，去宜兴紫砂二厂当副厂长，一干就是两年。1986年返回上海，他再一次抓住时机，决定自己干了。
这一次大转移，他把好多东西，包括不少名家书画全都丢掉了，唯有不惜重金收购的紫砂壶，一把都不少。他知道历史上留下来的壶，一把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打碎了，他听说一位如他一样搂着壶睡觉的老者，老婆叠被子用力一抖，被子上的壶掉在床下，摔了个粉碎。每一把老壶能存留下来都太不容易了，这是他再次创业的安身立命之本。一把老壶可以给收藏家提供鉴赏标本，一把老壶可以为制壶人提供制作的样本，不断制作出新壶，便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。他开始亲手制壶。做紫砂壶看着容易，制起来却很难，一壶一传奇，一壶一世界。很多紫砂壶可能看不到，但不等于没有，人的阅历和收藏达不到一定程度，便不可能接触到一定数量的大师作品，更不可能做出上等的好壶来!紫砂鉴定为什么难?因为制壶者大都是从贫困中过来，以前的不了解而造成认识上的误差，更多的收藏家与市场脱节，真正入门的不多!不摸到两三千把壶便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从事紫砂行当的人文化水平都不太高，许四海充分认识这一点，在制壶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类营养，抓紧弥补这方面的不足。他有幸拜在书画大师唐云门下。唐云从“西泠八家”之一的陈曼生讲起，讲他精篆刻、善书法、工绘画，为官一方，闲云野鹤，一位浓郁文化气质的县令，他设计的壶被后人称为“曼生壶”，从历朝历代的万千县令中脱颖而出，留名史册。唐云还讲到：一壶在手，喝茶可以清心明目，把玩可以窥视壶里乾坤。中国人的紫砂壶在世界上堪称一绝，集书画、诗文、篆刻、雕塑于一体，不施釉彩，以素面素心立身，令人把玩时遐思无限，只可惜老祖宗传下来的紫砂壶历经劫难，能够留存在世的已寥寥无几了。
一片冰心在玉壶。大师的谆谆教导，点点滴滴，潜移默化，融进许四海的血液里，歌曲里唱的“千年等一回”，他等到了。他感受着一种责任，一种抱负，谁抓住时代，谁就抓住财富。许四海不失时机地振翮展翅，他要起飞了!
不交学费当不了收藏家
许四海挂到嘴边的几句话是：“要敢交学费，过手的多了，就炼出了火眼金睛!不交学费就当不了收藏家!”四十多年来，许四海看过紫砂无数。上海是紫砂壶的桥头堡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峰时，宜兴及海外的大量紫砂壶流进上海。国民党的原高官黄振雄搞了一个“百人百壶展”，其中也有许四海的一把，让无数观者大开了眼界。当时经营紫砂壶的人不少，但大都是从经济着眼，著名的有“四小龙”、“八大块”等等，不少人赚钱，也有不少人赔钱甚至血本无归，这中间的界线就是买真买假了!
许四海也交了不少学费，真金白银换回了任何书本上不可获得的经验和教训!积数十年之功，他总结出了“五力”，即：一要有智力，善动脑筋;二要有眼力，久经锻炼;三要有体力，往返奔波，艰苦的差事;四要有财力，经济支撑，不做空想;五要有魄力，关键时刻，敢于拍板。比如碰到“大亨壶”要有倾家荡产的气魄，不惜一切，势在必得!
有了这五“力”，才有了后来的“大亨壶”传奇。当时顾景舟一把壶才不过几百元，邵大亨的要两三万，许四海放弃顾景舟而直取邵大亨，没有大胆的魄力，果断的决定，便不会有后来意想不到的结果。人世间的事，其实是非常自然而公平的，不管交了多少学费，许四海在得到“大亨壶”的一刹那间，他所有的付出和损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加倍地补偿回来。
大亨壶
说起“大亨壶”的获得经过，传说中有几个版本，但邵大亨的故事从许四海嘴里讲出来，就比书刊上描写的要生动得多。
邵大亨是清代一朝制壶高手，闻名天下。有一年中秋他邀几个挚友乘船赏月，行之中途，忽闻泊在岸边的花船上传来阵阵惨叫。他忙叫船夫去打探究竟，一会船夫回来告诉他，苏州来的巡抚大人正在船上游宴宾客。这巡抚有爱壶癖好，刚弄到一把好壶向客人炫耀，却被小丫鬟泡茶时不慎打碎，一怒之下将小丫鬟吊起来毒打，还要把她扔到河里。邵大亨闻听怒火中烧：“什么狗官?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把茶壶?”船夫说：“这把茶壶可不一般，是鼎鼎大名的邵大亨做的。”邵大亨听了提着随身所带箱子去会巡抚。见过面，当众打开箱子，满船人傻了眼，一箱子茶壶，把把都是邵大亨所做。邵大亨对巡抚说：“你随便挑一把，条件是把丫鬟放了!”巡抚喜出望外，假意推让后挑了把壶，随即放人，并请教邵大亨尊姓大名。邵大亨冷冷一笑：“大人爱壶胜过百姓性命，你失而复得大亨壶，不必再问在下姓名!”说完拂袖而去，回到自己船上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突然打开箱子，将所有茶壶抓出来一个个摔得粉碎，统统扔进河里，船上的人惊愕不已，邵大亨感叹地说： “想不到我做的茶壶差点害人性命，这壶看来不能再做!”随即“金盆洗手”了。所以邵大亨的传世作品极为稀少，也就越发显得珍贵。
丁蜀镇潘家正藏有一把“大亨壶”。工艺师李昌鸿告诉许四海，他亲眼看过《宜兴县志》记载着这把“掇只壶”。当时就有“一壶千金”之说。清末民初，潘家是丁蜀镇上显赫的人家，这把壶原是邵大亨为潘家先人特制的传家之宝。传到第三代，也就是如今持有者的父亲，解放后到东北哈工大读书，1957年被划为右派，生活苦不堪言，把随身带去的十几把精美紫砂壶都换成吃食，唯独剩下“大亨壶”舍不得卖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疯了，被遣返原籍，这个疯子将最后一把壶用破棉絮包了回来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此壶历经劫难竟然没有半点损伤。嗣后，这把神奇的壶躲过“文革”。他的主人黯然辞世，破败的家需要支撑，第四代的年青人就想到了“大亨壶”。说起来顾景舟的母亲属邵大亨一支，于是最早是顾景舟拿到家里，看了三个月，准备拿自己的多把壶交换，潘家不愿意。随之徐汉棠又拿去十八天，提出用他的几把洋筒壶换，潘家也不答应。这时，吕尧臣得到消息带着许四海去拜访潘家了。那是一个夜晚，在潘宅大院的天井里，许四海看到天上是星星月亮，下边是这把令人神往的“大亨壶”，通体圆润，大气磅礴，无论从造型、比例、平衡等各个方面都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，表面包浆如玉一般晶莹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芒。许四海情不自禁地想上前摸一摸，被潘家的小青年拦住了：“只许看、不许碰!”许四海只好问：“有毛病吗?”“没毛病!”许四海问他：“多少钱可以出手?”小青年说：“这壶是没有价的!”许四海说：“潘师傅既要转手，心里总得有个底吧!”小青年想了一想说：“那就三万吧!”话一出口，许四海吓了一跳，半天说不出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大多数人的月工资才几十块钱，三万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。许四海越谈价，那小青年就越看透了他的心思，于是死咬一口价，一分钱不让。最后许四海横下心说：“好!三万就三万!”正巧这天上海有朋友在宜兴活动，当天返回，许四海就让捎信给太太金萍珍赶紧凑三万元星夜送来。金萍珍以为老许出了什么事，急着四处借钱，当夜租了个破得不能再破的车，抱着三万块钱心急火燎地赶到宜兴。但第二天把钱送到潘家，小青年反悔了。许四海生气地问他原因，他又说不上来。后来才知道，潘家听说香港、台湾人能出高价，是想把壶拿去上拍卖会。而金萍珍得知这么回事后，也大发脾气：“你买壶买疯了?一把壶怎么也不值这么多钱哪?再说钱都是借的。买了壶日子还过不过?你拿什么还债呀?”然而钱到了许四海手里，太太再发火也没有用了。六月份开拍，许四海和“大亨壶”一块进到了拍卖场。潘家的算盘打错了，原以为港台客能出高价钱，不料香港客只出到一万六，许四海出到两万三，没人再举牌了，于是落槌。小青年无奈之下亲自把壶送到许家。第二天报纸大标题登出“大亨壶易主”，他三万不卖，而许四海两万三却拍到了手，即使这样两万三在当年也不是小数目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顾景舟一把壶几百元，两万三能买多少把顾景舟制的壶啊?许四海少拿了七千元，却又给了潘家不少名人书画，也算做了补偿，皆大欢喜。
半年后，有人愿出八万要许四海转让这把壶。一年后又有一个台湾养狗发家的“狗司令”，干脆把二十万现金拍在他桌子上。到了1992年，一个台湾古董商出价一百八十万，都被许四海一一谢绝。他说：“别说一百八十万，一千八百万也不卖!这是民族遗产，国家的宝贝，到我手里就不会再流失了!”到 2010年，北京还真有人出价两千万，已超过当年许四海随口说的一千八百万，但他也只是淡淡一笑，不屑一顾，金钱的多少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按许四海自己的话说：“自从有了大亨壶，我的事业早已蒸蒸日上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