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砂壶的“款”，一般认为是专指款识，但亦有款式、样式的说法。两种说法均有可取之处，故紫砂学堂将“款”篇分为两部分——印款、款式。
紫砂制作始终采取个人制作、集中烧成的传统。人们最早是为了在窑中烧成后区别各自的作品而在壶底铭印。
这种代表紫砂制作人身份的铭记，后来演变成人们鉴赏紫砂壶的特殊款识。这种款识也是人们确认作者的根据，是古老的质量认证标记.因此,紫砂作品也成为作者艺术修养和人格的直接体现。
曼生合欢壶——底款与把下章
对于紫砂壶上的款识的字体、印鉴和钤盖位置，《茗壶图录·款识》有这样的概括舌：“款识或以诗句，或以古语，或以别号，或以堂亭斋馆诸号，或印或否。
书体不一，大抵用真、行、草，间有用篆、隶者。印文有朱白肥瘦诸体，其镌印所在，或腹，或底，或流下，或把下，或盖背，或盖之外口，无一定位置，各随作家匠心而为之耳。”
清·陈鸣远——底款
明代中晚期是紫砂名家辈出的年代。当时的紫砂壶款识多用刻款，也有部分用印款。据《阳羡茗壶系》记载：“镌壶款识，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，用竹刀画之，或以印记……”表明时大彬壶的款识有两种方法形成，即竹刀刻款和印记。时大彬能用这两种方法镌壶，他的徒弟以及同时期紫砂艺人也应是采用这两种方法。
清·邵大亨——底款章
到清代，制壶人则多用印款，文人撰铭则用刻款。此时，印款与刻款同存。如属文人定制，壶底常有文人斋名、堂名、馆印款，壶身铭文用刻款，而制壶人则在壶盖内、把下或流下盖小印章。
如属制壶人普通制作，又亲拟铭文，刻款和印款又会同时出现于壶身，印款或在壶底，或在壶身，如陈鸣远“南瓜壶”，印记刻款就在壶身。刻款一般用真行行草，也有用篆隶书，印记有阴文、阳文，大小不一。
清·孟惠臣——底款章
民国时期，一些艺人接受商人之邀，在宜兴、上海等地专门为商号制壶或仿制古董，所用印章常有商号商标，如金鼎、铁画轩，制壶者仅用小章钤在盖内或把下，抑或在底部镌刻“大彬”、“陈鸣远”的款或钤印，在盖内或把下钤作者小印，表示是仿作。
顾景舟、裴石民和王寅春等人都这样行事过。印章中也有花押印，有图案无文字，也有过英文字母的，也有过满文与汉字在一起的印记。也有“中国宜兴”四方印章，或有花边纹，也仅有“宜兴紫砂”四字的。
清·陈曼生——底款章、壶身刻款
1955年成立合作社后，有用牛角质地的圆形章——“宜兴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出品”、“宜兴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”。
上世纪60年代，宜兴紫砂工艺厂开拓海外业务，生产的特种工艺壶，底部均有“中国宜兴”四字方印，而无作者名款。
近代·顾景舟——底款章
文革时期，批判“三名三高”，紫砂作品大多无作者款识，但有代表作者的数字编号，在盖中盖一个木质正楷小阳文印，壶上则是阴文。陶刻装饰之用的铭文具款，只标为“陶工”刻字之类，不署个人名号。这种情况，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。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名人名作的意识确立，并逐步扩大，宜兴紫砂艺人才渐渐恢复用印，镌刻个人名款。
万壶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