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知道什么是供春壶吗?

    人们在欣赏不敷金碧、不施铅华的宜兴具时,往往会联想起宜兴制陶业的鼻祖——载西施泛五湖的春秋名人“陶朱公”范蠡以及手持“提梁”行吟山水之间的宋代大诗人苏东坡。然而,凡是认真谈及紫砂茶壶,就必定会提到“供春壶”。

    供春,是个人名,即龚春,明代弘治、正德年间人,学宪吴颐山的家僮。吴颐山,名仕,字克学,与苏州唐伯虎等友善。正德甲戌年(1514年)进士,后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。据记载,吴颐山未中进士前,读书宜兴金沙寺(在今宜兴湖滏镇)。书僮供春“给使之暇”,发觉金沙寺僧人将制作陶缸陶瓮的细土,加以澄练,捏筑为胎,规而圆之,刳使中空,制成壶样。便“窃仿老僧心匠,亦淘细土,抟坯匙穴中,指掠内外”,做成“栗色暗暗如古金鉄”的茶壶,这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紫砂茶壶。因壶为供春所制,通称供春壶。供春壶开创了宜兴茶壶的新天地。供春,才是实实在在的、有名有姓的第一个制作紫砂茶壶的大师。

    供春原先只是个“卖身为奴”的家僮,姓什么,今已不考。当时因做茶壶出名而被主人吴颐山恢复了自由人身份,但世无“供”姓,“久而有名,人称龚春”(《玉石瓠》),供、龚同音也。然而在所制的壶上落款,仍题作“供春”。这是因为作为艺术珍玩的题识,“供春”比“龚春”文字意境高雅得多,内涵也深刻得多。

    供春对于紫砂壶的制作艺术和流传有首创之功,供春壶在当时已是十分珍贵。《陶庵梦忆》中即云:“宜兴罐以龚春为上”。供春壶一直是作为艺术珍宝,被秘藏于名门大族之家,被文人吟咏记载于文赋之中,被辗转流传到海外,被作伪者精心仿造。但作为陶器,它又易于毁坏,几百年来,传说越来越多,真正存世的却极为少见。供春壶究竟是怎样形态的壶?几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。

    人们一直怀疑,在中国,究竟还有没有真正的供春壶?

    其实,在我国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内,就藏有货真价实的供春壶。说起来,还有一段传奇故事呢,而且与我们苏州大有关联!

    原来在五十年代初,文物鉴定家、书画家吴雨苍先生,奉调苏南区文管会工作(办公地点在今苏州市拙政园内)。1952年前后,著名爱国人士储南强先生(储安平之父)从宜兴到苏州,由吴雨苍先生接待。储老身穿宽大衣袍,长髯拂颔,风度潇洒,一口宜兴土话,听说文管会要设宴招待,便对吴说:“不要多备菜肴,一菜一汤一饭可矣。”

    当时的拙政园枇杷园内,有三间平房,并设有小灶。游客可以随意点菜小酌,菜肴花色不少。文管会之所以决定在此招待储老,是因为周围环境幽静,比较高雅,但最主要的还是储老对中国的文物保护颇有建树。例如,储老倾其家产整修宜兴善卷洞、张公洞,是善卷洞、张公洞风景名胜的开发人。而且,这次是专程来苏向国家捐献平生收藏的数十件文物,除了“洞天四宝”(印章)外,还有一件国家重宝,这就是明代的“供春”紫砂壶

    储老亲自向吴雨苍先生介绍了这把供春壶的来历。原来,这把供春壶的造型,颇为奇特:外貌如树瘿累疣。由于年代久远,表面蒙污,被撇在苏州冷摊一角,无人问津。约在1927年、1928年光景,储老在苏州杂货地摊上发现了它,拿起壶体仔细把玩,发现壶柄旁有“供春”二字的刻划,心中不免一动——储老心中明白,最早造壶,并没有在壶底刻年号或印章的习惯,一般都只是用尖竹片戳刻制壶者姓名于壶柄。直到制壶名家时大彬,才开始将姓名刻在壶底,但仍不用印章,不记年号。此壶壶柄有姓名刻划,壶底却无年号,很可能真的是把古壶。储老当时便向摊主了解该壶的来龙去脉。据说是绍兴傅叔和家中流出,而傅家此壶原为西蠡黄氏所臧。黄氏证实,该壶曾由苏州吴大徴家收藏,而吴又得之于沈钧和处。经几番考证,确系明代供春原作云云。

    储老在苏州时还随身带有一本记录簿,亲笔记述了各种文物的发现经过和考证过程。关于供春壶的来历,储老也是这样亲笔记录的。是吴雨苍先生将其与储老相应捐献的文物一一对照过目后,记录簿与捐献文物一起随同入库。

    后来,捐献的文物又由苏南文管会移交给南京博物院。北京建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后,向全国征集国家级文物,供春壶入选,并于国庆十周年前夕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。但储南强的记录簿至今仍保存在南京博物院。南京博物院早些年曾出版《国宝》一书,其中就刊登了储老捐献的多种文物(包括供春壶)资料及图片。

    当时吴雨苍先生一边看记录,一边又仔细鉴定了供春壶的全部体貌:壶为赭土黄色,砂胎,表面七凹八凸,结累如疣,胎体较薄,很轻,不像现在一般砂壶那样厚重。诚如前人(据云是吴颐山侄儿)写的《阳羡茗壶赋》所云:“彼新奇兮万变,师造化兮元功,信陶壶之鼻祖,亦天下之良工。”

    供春壶的壶盖,也值得一提。

    当初,吴大徵得到供春壶时,已无壶盖,于是请制壶名手黄玉麟重配了一只呈北瓜蒂状的壶盖。后来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见了,认为树瘿壶身配北瓜蒂盖有点不伦不类。储老便请现代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做了一只树瘿壶盖,略如灵芝状。在壶盖的周边外缘,刻有潘稚亮(潘序伦之兄)两行隶书铭文:“作壶者供春,误为瓜者黄玉麟,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树瘿,重为盖者石氏,题记者稚君。”

    供春壶之所以特别轻巧,据储老解释是:供春当日捏制陶壶时,所用的不是一般的陶土,而是寺僧洗手缸中沉淀的泥沙,甚至是手指纹螺中嵌入的沙泥,特别的纯净细腻,杂质少到最低的限度。紫砂专家顾景周另有一说:供春当日制壶时,起初是制着自娱的,胎体特别薄,而且是用小焙炉“试焙试烧”以文火烘成,并不是大内猛火烧的,所以火候十分到家,壶体因而特别轻巧。

    储老觅得供春壶后,十分爱惜,终日摩娑不已,并在宜兴城外西溪筑“春归楼”保藏。当年英国博物馆闻讯后,愿出价2万元收购,被储老婉绝;日本人更是觊觎已久,抗战时,扬言要以8千元收买,储老把它埋入深山地下,直到抗战胜利后,才把它起出。解放后,终于让它有了真正的归宿。

    后来,当代紫砂壶专家顾景周曾来苏州“拜访”供春壶,也是吴雨苍接待的,顾景周衷心钦佩储老的爱国行动。顾还对吴雨苍说:“现在各地发现供春壶的不少,但除此之外,还没有发现一件是真的。”吴雨苍先生每回忆到这里,总也是十分感慨,说:“近年在港台都有所谓供春壶的收藏者,但他们的‘供春’与储老捐献给国家的供春壶相比,不知如何?希望能有所布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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